Photo Credit: 鹽水天主堂
自第二次大戰之後，處境神學（本色化神學或神學處境化）的呼聲席捲整個所謂的第三世界教會，許多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的教會領袖、神學家極力倡導立基於當地情境的神學建設，神學界因而百花齊放。然不可諱言的，促成各地處境神學興起的動力也或多或少受到戰後普遍的反殖民主義的影響。那麼，現在這個時代需要什麼樣的神學？華人/漢語圈需要的神學該是何種樣貌？關切哪些議題？從哪種立場出發？
以前讀到的一段評論，印象深刻：
所期望於中國神學界者，便是有一天能讀到中國的系統神學，約略窺見一種中國本土文化的世界觀而兼為基督教的世界觀，以一種在根本上為中國的思維和體驗的方式，運用中國人日常遣詞構句的語言，來闡明三一上帝的創世計畫與工程。(唐逸，「本色化與系統神學—評周聯華著 神學綱要」，《維真學刊》 2, no. 1 (1994), 40)
這個巨大工程不只是神學家需費神探索，更是擔負福音使命的教會尚未支付的帳單，可能需要給帶人持續的努力。以下是江牧師Andrew Chiang於Facebook發表的發想，蒙允轉載，邀請讀者一同來思考基督福音於此時此地的新鮮意義，也兼作為異地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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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幾年前，牛津大學正努力募資二十億英鎊，目的是維持其作為世界第一學府的地位。當時我正好造訪那裡，心中忽然浮現一個問題：如果我有十億英鎊，我會怎麼用？當時的答案是：我會創辦一所「基督信仰與中國研究學院」。
那是十年前的想法。當時我堅信我們應該建立一套具有「華人特色」的神學體系。這看似順理成章，也合乎時代的呼聲。畢竟，安提阿有自己的神學，亞歷山大城有，羅馬、日內瓦、蘇格蘭也都有。那麼，北京、上海、台北，為什麼不可以有？難道華人基督徒不應該發出自己獨特的神學聲音嗎？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我開始懷疑：這樣的神學建構，到底是否可行？又是否真正有益？
我們不再生活在早期教會或宗教改革的年代。今天的神學家們，不再在文化孤島裡寫作。全球化與數位連結讓時空的距離大幅縮短，而多元文化與價值觀的並存，則使身分的界定變得更加複雜。
只要走進中國的任何一間大城市教會，你會立刻察覺眼前是一幅五光十色的馬賽克圖景：政治光譜、文化背景、世代價值觀，各不相同。有的人熱愛紅歌，也有人偏好韓國流行音樂或周杰倫；有人是看著央視和革命文學長大的，也有人熱愛都市愛情劇。一張長椅上，你可能會看到來自河南的退休工人、廣東的研究生、以及在上海成長、現在創業的科技新貴。他們的方言不同，成長背景不同，價值觀與人生經歷更是南轅北轍：城市與鄉村、六零後與九零後、傳統倫理與現代思潮交錯。有的人深受儒家思想滋養，也有人懷念集體主義的理想；而另一些人則受全球資本主義、網路文化、甚至社會正義運動所影響。連他們習慣使用的App──微信、抖音、小紅書──都反映了截然不同的思維與世界觀。
在這樣的世界中，所謂的「Chinese theology」到底意味著什麼？是哪一種中國？哪一種經驗？誰的聲音代表整體？
我更深層的顧慮，其實不是文化的複雜性，而是神學的純正性。歷史不斷提醒我們一件事：當神學被民族主義收編，教會就會受損，甚至失去她的靈魂。
公元四世紀，當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後，羅馬教會開始與帝國權力聯手。原本是遭受逼迫的少數信仰社群，轉眼成為帝國認可的國教。教會的確因此得到了保護與資源，但代價也不小──她逐漸失去獨立性。神學開始為帝國服務，為軍事行動背書，替國家權力塗脂抹粉。
二十世紀的日本，嘗試發展「日本基督教」的努力，最終導向與神道教妥協，甚至為天皇崇拜開路。納粹德國的「德國基督徒運動」更是將基督信仰與納粹意識形態融合在一起。雖然有潘霍華等少數「認信教會」的先知之聲，但多數講台選擇沉默，甚至附和。
而在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東正教常被政權利用來鞏固統治。教會雖然重新進入公眾視野，但許多公共發言已淪為國家喉舌。在美國，福音派某些群體也因與政治民族主義過度糾纏，導致年輕人對基督信仰的聯想，不再是耶穌，而是文化戰爭與黨派鬥爭。
每一次，教會都失去了某些最珍貴的東西──特別是她向權勢說真話的勇氣，和作為神國記號的自由身份。
正因如此，我對於將「Chinese theology」作為一個國族性或文化性建構計畫，越來越抱持保留態度。它或許出於「處境化」的美意，但最後極可能變成一個偶像──一個把民族神聖化、而非挑戰它的神學。
還有另一個不易察覺、卻同樣危險的陷阱：以處境化之名，邊緣化非西方神學。
舉例來說，趙紫宸（T. C. Chao）這位二十世紀的中國神學家，不僅深諳儒學，也深受世界基督教思潮影響。他的著作深刻探討現代性、倫理與福音的關係。我有一次與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非基督徒學者談話，他坦言非常敬佩趙紫宸的思想。然而在神學界，趙的著作卻多半只存在於冷門書架上。為什麼？因為他被標籤為「中國神學家」──一位地方性人物，而非全球性的思想者。
同樣的命運也發生在許多傑出的神學聲音上：日本的小山晃佑、迦納的 Mercy Amba Oduyoye、非洲的 John Mbiti 與 Lamin Sanneh 、拉丁美洲的 Carlos René Padilla、印度的 M. M. Thomas 等等。他們的貢獻豐富了宣教神學、教會論與聖經詮釋，卻仍常被西方神學院視為「地方教材」，而非全球核心課程的一部分。
這不是因為他們的神學比較不普遍，而是因為它們誕生在別處。
今天，全球教會因為忽視這些「非西方」的聲音而受損。這不但違背《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所啟示的真理（聖靈在整個基督身體中運行），也削弱了我們聆聽神全備心意的能力。像趙紫宸、Lamin Sanneh 這樣的聲音，不只是獻給他們所處的文化，也是送給普世教會的禮物──幫助我們看得更清楚基督的面容。
當我們稱某種神學為「非洲的」、「亞洲的」，我們往往無意中傳達一個訊息：這些聲音很有意思，但不是主流；值得參考，但不具權威。
那麼華人神學家該做什麼呢？答案不是「為中國」、「為華人」做神學，而是「從中國」、「從華人」出發來做神學。
我們應該把中華的歷史創傷與文化智慧──集體主義、祖先觀、政治經驗、儒家倫理與文化記憶──帶進聖經與歷史信仰的對話中。寫作的目的不是保衛一種身分或代表一個民族，而是見證基督。
這樣的神學姿態，其實正反映了道成肉身的奧祕：神進入具體的歷史，成為一世紀的猶太人，卻為全人類發聲。同樣地，華人神學家可以從自身處境出發，來宣講一個跨越處境的福音。
想想奧古斯丁。他生活在羅馬帝國北非的邊陲，身處柏拉圖與西塞羅哲學遺產之中，卻寫下關於恩典、罪與「上帝之城」的思考，成為跨世紀、跨文化的普世資產。華人神學家也可以這麼做──把本地的獨特處境，與上帝永恆的真理對話，服事整體教會。
我們不需要創造一套名為「Chinese theology」的體系。我們需要做出忠心、扎根、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在中文語境裡、從中國土地上、回應華人問題──卻是為了整個教會。
公元325年的尼西亞大公會議是一個典範。來自敘利亞、埃及、希臘等地的主教們齊聚一堂，共同表述一種信仰。他們不是透過抹平差異來合一，而是在聖靈引導下彼此傾聽、尋求共識。
今日的全球教會，也需要這樣的姿態：不是一套由單一文化主導的神學，而是一場共享的交談，讓華人、非洲、拉丁美洲與西方的聲音，共同塑造我們對基督的認識。
關鍵問題不再是：「什麼是Chinese theology？」而是：「今天聖靈透過華人信徒，正在對教會說什麼？」而我們，是否準備好傾聽？
如果今天我仍有十億英鎊，我會做什麼？除了買一間修道院（作為退休的住處）我想我會設立一所「全球基督信仰與多極世界秩序研究學院」——展望一個神學不再以西方為預設中心，而是真正以基督為核心、由整個基督身體共同塑造、為全世界而生的未來。
（二）
我改變主意了。
昨晚寫完那篇文章後，我怎麼樣也睡不著。於是我開始思考——而這通常不是一個幫助入眠的好方法。
我一直在想我剛剛提出的問題：在這個多元又全球化的時代，是否還有可能——或有意義——去發展所謂的「Chinese theology」（無論是中國神學、中華神學還是漢語神學）？我在文章中主張，神學一旦被國族化，往往會導致妥協、甚至被政治勢力收編。我現在仍然相信這一點。但就在凌晨兩點到三點之間，我突然意識到，我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問題不是中國、韓國、或拉丁美洲的神學「過度處境化」；真正的問題是，許多西方神學裝作自己完全沒有處境化。解方也不是要讓非西方神學假裝自己「中立」或代表所有人，而是要讓每一個文化都誠實地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本土神學——包括西方社會在內。
（所謂「本土神學」，是指一種認真面對自身文化的歷史、價值觀與掙扎，並將這些與聖經與聖靈對話，進而塑造出忠於福音的見證。）
長久以來，西方神學就像是基督教真理的預設值，好像它說的就是「普世」的語言，而其他地區的神學則被貼上「處境化」的標籤。但沒有人是從真空中讀聖經，也沒有人能在文化、政治、歷史、創傷、與社會背景之外談神學。
「中立神學」這個迷思不是沒有後果的。它讓許多西方教會無法誠實面對自己的歷史，也限制了神學反思的深度。現在正是西方神學家重新檢視自己歷史、文化與盲點的時候——開始發展真正從自身處境出發的本土神學：
我們需要一種英國神學，能正視教會如何為帝國主義與經濟剝削提供神學背書，探討聖公會與政權結盟如何影響它解讀聖經的方式，也回應當代英國在脫歐後面對的多元文化與國族認同的張力。
我們需要一種德國神學，不僅處理納粹時代的共謀，更深入反省納粹之前德國社會裡的民族主義、文化優越感，以及神學上對國家權力的順從——這些深層結構至今仍在德國的世俗化與多元社會中迴盪。
我們需要一種美國神學，去面對殖民主義、奴隸制度與種族歧視的歷史——不只是社會層面的罪，更是神學上的失敗。這樣的神學才能對今日的貧富差距與政治對立發出真正的先知之聲。
這些神學都必須勇敢問出三個問題：我們是誰？我們為何在這裡？我們要往哪裡去？如果教會不回答，政治意識形態就會搶著來回答。基督徒就會繼續用聖經經文來為政黨立場與國族神話洗禮——然後還以為這就是門徒訓練。
諷刺的是，真正願意做這些深層反省工作的，反而常常是那些被歸類為「本土」或「地方性的」非西方神學家。像祕魯的 Gutiérrez 、肯亞的 Mbiti、台灣的黃彰輝（Shoki Coe），他們不是只是為自己國家寫神學，而是從自己國家的傷痕與處境中生出神學——在貧窮、殖民與社會破碎之中尋找福音的真理。
反觀許多西方神學家，則常常像是自己可以超越時空地做神學。無論是聖經無誤、性別角色、正義戰爭，還是佈道策略，很少有人會問：這些立場是不是受到冷戰思維、啟蒙理性、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這也是為什麼當今最迫切的需求，並不只是更多中國、印度或日本的神學，而是更多英國、德國與美國的本土神學。這些神學可以參考奧古斯丁——不從帝國榮耀的角度解讀歷史，而是從上帝的審判與憐憫出發。
如果我現在有十億英鎊，我想我會創辦一所叫「多極世界下的本土神學學院」，讓來自北京到伯明罕、開羅到開普敦的神學家，能彼此學習、共同面對歷史，並在各自的處境中尋求聖靈今天要對教會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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