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以來，不少教會領袖積極投入各樣工程，尋找不同的模式，期待「教會增長」，台灣也跟上這波熱潮，從世界各地引進許多方案，諸如：禱告山禁食禱告運動、到韓國學習純福音中央教會模式、美國十大創新增長模式、敬拜讚美運動、聖靈更新運動、內在醫治、小組教會、雙翼牧養系統、幸福小組…叫人目不暇給。這當中，「公元2000福音運動」的影響深遠，可說是台灣教會整體趨勢的分水嶺。
從歷史脈絡來看，1974洛桑福音會議之後，「公元二千」成了醒著的宣教驗收目標年份，華福會成立以推動全球華人的宣教事工，台灣的許多先進也紛紛響應。按照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的說法：
『1987年12月1日，在周聯華牧師的號召下，台灣教會聯合發起了「2000年福音運動」。相約以公元2000年為目標年，共同努力傳福音，以達到「信徒二百萬、教會數一萬間、二百位宣教士」的目標。同時也以「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為名，向政府登記社團法人組織，以推動「2000年福音運動」。』
全台灣眾多教會投入大量人力與財力，努力了十年，結果呢？中華福音協進會的成果報告說：
『2000年福音運動於1990年3月全職同工到位後正式推展，至2000年12月止，台灣教會差派的海外超文化宣教士達到204位，但是二百萬信徒、一萬間教會的目標並未達成。雖然如此，自1990到1999年台灣教會信徒數由557,483人增長到780,529人，十年增長率是40%；教會數由3,127間增長到3,961間，十年增長率是26.67%（以上統計含真耶穌教會、安息日會，人數統計含兒童）。』
很顯然的，信徒數以及堂會數都沒達標。
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時的奮興運動有「世紀末症候群」的ＦＵ。有學者認為，台灣教會這一波又一波的奮興宣教運動，其實或多或少反映了教會領袖的焦慮：方法的焦慮與結果的焦慮。究其焦慮的原因，或可從瞿海源老師的研究中找到線索：「基督教在台灣的整體趨勢：1949之後快速成長，1965達到總人口5％，之後基本上是停滯的。」幾個調查數據可以作為佐證，根據21世紀中華智庫在2012年所做的調查，台灣基督徒佔總人口比例是4.7%，而根據中研院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之數據：5%左右。這就難怪教會長輩們，尤其是經歷過十年倍加運動達標的，面臨公元二千年而有末世迫切感時，會產生焦慮了。
然而，很不幸的，這一波波傳福音的策略，基於都運用了當代社會科學知識，包括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學等等，卻是過時的、或不合文化情境的社會科學知識。譬如說，所謂「內在醫治」的操作，其實是很粗糙的臨床心理治療，又預設了某種化約的人論，而以「決志」作為信仰基督的記號，骨子裡預設了人的品行能夠短時間內「放下屠刀、立地成聖」頓悟式改變。嚴重的是，推行種種宣教運動的領袖認定了，只要找到正確的方法，教會便可以增長，而成功教會的經驗——韓國教會、靈糧堂，或幸福小組成長經驗——，它的模式是可以直接在別的教會套用，也可產生同樣的成果。
然而，歷史事件不會重複，個別教會的經驗也無法複製，所謂「成功」的原因眾說紛紜，因為照著做的，都不確定是否有效，只能說，若教會有什麼成功的事蹟，那是上帝恩典。但是，失敗的原因倒是可以找到：所有照著做的都失敗了。另外，「增長學」預設了教會是衰微的，用什麼標準來衡量呢，信徒人數、教堂規模或金錢數量？當教會只剩下這些可量化績效指標，算是成功典範嗎？吾人對於教會「增長」的想像，需要跳脫「拉人入教、組織擴張」的思維，更非「攻城掠土」型帝國模式，尤其當今面臨少子化的社會景況，組織擴張式的宣教思維需要徹底大修了。
時至今日，不宜再將教會看成組織(organization)，而是有機體(organism)，那麼，以醫學生理語言來描述教會的性質，用運動健康來類比教會的長大成熟，會是較為合宜的方式。同時，身體的成長與健康，跟所在環境有千絲萬縷的互動關聯，宛如生態系統。如此，看待不同教會的宣教事工，不是為了找「操作方法」，而是要聆聽眾聖徒在不同處境中的見證，效法他們的忠貞、學習他們的實踐智慧，領略在聖靈裡聖徒相通的奧秘，一同成為福音的忠實見證人。
以下連結是筆者訪談宜蘭方舟聖教會的實況錄音，王牧師夫婦帶領方舟聖教會一開始便深入社區，真心關懷弱勢，真誠而耐心的陪伴那些陷入困境的鄰居，實踐愛人沒有虛假的信仰，致力使教堂成為讓人可以經驗到上帝白白恩典的地方。20年多的辛苦與心血，都刻畫在牧師師母那經歷滄桑、同時又因上帝恩典歡喜的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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